在 COVID 之后那段不太稳定的几个月里，我丈夫马克（Mark）在一家大公司收购了他的公司后被裁员了。他很快又找到了新工作——在北新泽西，离家有好几个小时的路程——于是他没有搬家，而是选择通勤：每周有两三晚住酒店，周五则在家办公。

作为一名艺术家和作家，我本来就一直全职在家工作，而我很喜欢他这种新的工作节奏。马克不在家的时候，家里的每一处表面几乎都被我占满了：餐桌用来画画，如果同时有几件作品在做，我还会再摆上一张手工桌。

到了周四，我会把桌上的项目都清走，做点比他不在时我常吃的沙拉更像样的饭菜——比如辣椒炖菜，或者一盘烤通心粉——而狗狗们则守在门口，等着听见他的车开进车道的声音。到了他周五在家办公的时候，我会把笔记本电脑带去咖啡店，写提案、安排社交媒体帖子，把我们这间不大的房子让给他。

我们成了空巢夫妻

时间点看起来很合适：我们的儿子刚刚搬出去。马克把书桌从我们的卧室搬到了这间两居室小开普风格房子里如今空出来的房间里。这样他就有了一扇可以关上的门。

然后，现实来了。

很多夫妻都得学着一起在家办公，但大多数人至少会提前有点准备，或者是慢慢过渡到这种状态。我们两者都没有。前一周，马克还在通勤、住酒店；下一周，他就已经在我们这间小房子里全职工作了。而我也不再只是他的妻子。我成了他的同事、他唯一的午餐伙伴，也是他糟糕一天里唯一的见证者，而且往往是实时见证。

原本看起来像一笔意外之财的安排，最后却变成了一个后勤难题。要在他开 Zoom 会议时让狗保持安静；要在每晚把我的画具从每一处表面收起来，而不是让作品做到一半就放着。以前我习惯按自己的节奏大声喘着气做 Peloton 训练，如果写作进展顺利，午饭也可以推迟一小时。可马克的日子是按时间表运转的——固定午餐时间，晚上也有明确的收工时间。

他的办公室有门，我的没有。他会穿过我的工作区，问我能不能吃掉剩下的意面，或者问我有没有喂狗，而那时我正试图写出一句关键的话。有些日子，他洗澡和刮胡子都变得可有可无，这显然不太有利于浪漫氛围。

我们都变得暴躁起来

我们都变得暴躁。事实证明，长期近距离相处并不会让你更想念伴侣。我们知道，必须做出一些改变。

于是我们定下了规则。我虽然还是没能拥有一扇办公室门，但当我不想被打扰时，我开始系上一条红色头巾。我争取到可以在一定限制下把画具过夜留在外面。那些晚上，我们开始用电视餐盘吃饭；我们还在狗粮桶上放了一个小摆件，早晚各挪一次，这样就不会两个人都给狗喂食。我戴上 Peloton 耳机，尽量不发出那些痛苦的声音。我们订了餐食配送服务，谁先下班谁就先做晚饭。我们还安排了各自的独处夜——马克去啤酒酒吧和朋友们聚会，我则和女儿一起看电影——另外还固定每周一次约会之夜，这样我们就能在“工作之外”重新遇见彼此。我们很期待那些约会夜，洗澡（这是必须的）并为约会穿好衣服，把工作留在身后。

我们的工作生活，就像我们的婚姻一样，总是在变化。我们学会了顺势而为。某种程度上是协商，某种程度上是不断试错。带着这种心态，在最近一次约会夜上，我趁着气氛轻松，暗示说也许在后院建一个独立的艺术工作室，会是我们下一步的进化。马克只是点点头、笑了笑，但很明智地没有承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