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弊似乎是一个很容易定义的概念。但在竞争激烈、混乱不堪的博彩对局里，情况并非如此。比如，在扑克中意外瞥见对手的手牌算不算作弊？在二十一点里数牌又算不算？如果一名白宫提词器操作员利用自己提前看过总统演讲的机会，在预测市场上下赌注，又该如何看待？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桌上有钱，伦理和法律往往只是次要问题。Phil Ivey 的案例就是如此。
2012年8月20日，Ivey 在伦敦的 Crockfords Club 通过一种名为“edge sorting”的技巧赢得了770万英镑。他用这种方法识别一种百家乐衍生游戏 punto banco 中背面朝上的有利牌。赌场拒绝支付，Ivey 随后提起诉讼，双方接下来五年陷入法律拉锯战，案件一路打到英国最高法院。
这个案子之所以不同寻常，是因为法官必须考虑伦理与公平问题，包括“作弊”的法律定义，而这些问题都与赌场有关。赌客和赌场之间的争议并不少见，但很少会公开裁决。所谓“优势玩家”——那些利用科学和技术发明赢钱系统的人——通常认为，起诉赌场是浪费时间和金钱。赌场则更愿意避免把顾客告上法庭所带来的负面新闻。
Ivey 究竟是如何获得优势的，很难用几句话解释。只需知道，punto banco 里有些牌价值很高，而赌客知道它们在哪里会更有利。Ivey 和他的搭档说服 Crockfords 的荷官在洗牌前将这些高价值牌旋转180度，理由是某种晦涩的迷信说法。实际上，Ivey 发现了牌背面的不对称图案，这意味着即便看不到牌面，他也能从背面认出这些牌。这个信息让他拥有了明显优势。
Ivey 算作弊吗？答案并不立刻明朗。Ivey 认为自己是在“用合法方式击败赌场”。Crockfords 则称这场游戏已被他的行为“破坏”。Ivey 反驳说，他从未真正碰过牌堆。双方在庭审中都请来了博彩专家，提出相互对立的理论。还有一方做了数百人的调查，征询他们的意见，这只会让情况更加混乱。正如一审法官所说：“在那些玩 punto banco 的人当中，并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 edge sorting 到底算不算作弊。”
如果你靠赌博谋生，这类模糊地带无处不在。当然，也有一些古老的骗术明显不诚实，以至于在过去，其实施者可能会被绞死或枪毙。19世纪，密西西比河沿岸的职业赌徒常常会给牌做记号，以便帮助自己赢钱。方法可以简单到刮掉黑桃A和人头牌边缘的一小块漆。这招很简单，今天依然有效；两百年前也足以令人愤怒到引发大规模私刑。一个名叫 Gentleman Jack 的扑克高手把一面小镜子藏在一根手指内侧，这样就能偷偷看见对手的牌。Jack 把它叫作自己的“light”，也称“glim”或“shiner”。
在大多数情况下，优势玩法并不属于这一类。那些把自己定义为优势玩家而非赌徒的人认为，他们只是运用技巧或知识来获得优势；这与作弊截然不同。
二十一点并没有任何规则，也没有任何法律，禁止数牌——也就是记录已经发出的牌，然后在牌堆对玩家有利时加大下注。但赌场是私人财产，法院也一直支持它们拒绝任何人入场的权利。拒绝离开的人可能会因非法侵入被逮捕。就实际而言，游戏属于赌场，而赌场可以决定什么算作弊，什么不算。
令优势玩家至今惊讶的是，赌场从业者竟然能看似真诚地辩称，数牌——本质上只是心算——是一种欺诈。曾任 Griffin Investigations 私家侦探的 Andy Anderson 在2004年的纪录片《The Hot Shoe》中展示了这种令人惊叹的动机性推理。他设想一名数牌者和“来自印第安纳州科科莫的 Old Tommy”坐在同一张二十一点桌前，Tommy 带着自己的一百美元来到拉斯维加斯。数牌者知道接下来会出A，而 Tommy 没有这种技能。“让汤姆这边赢不了、而你赢，这公平吗？”他说，“我觉得不公平。我认为应该是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类似地，Resorts 公司副总裁 Steve Norton——这家公司开设了大西洋城第一家赌场——曾对记者说：“法律说赌场应该提供机会游戏。但当数牌者被允许玩时，它就变成了技巧游戏。这里没有运气成分。”这种说法在逻辑和事实层面都几乎站不住脚。即便是普通玩家，在二十一点里也应该运用判断；荷官也会鼓励他们这么做。即便是最优秀的数牌者，也会受到运气不佳的影响。
在数牌与暗中看镜子之间的灰色地带，还存在一些完全合法、但道德上颇有争议的优势玩法，足以让你被赌场赶出去。比如“spooking”，就是在荷官附近安排一名同伙。当荷官微微掀起顶牌查看是否为 blackjack 时，视力好的同伙可以偷看一眼并向玩家示意。优势玩家完全有能力通过复杂的心理活动为这种行为辩护。毕竟，赌场也懒得做区分，会把所有赢钱系统都标成犯罪。专门代理赌客的少数律师之一 Robert A. Nersesian 写道：“这场游戏两边的玩家往往都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
所谓中立的裁决者，比如 Nevada Gaming Control Board，历史上对受委屈的赌客并没有多少帮助。该委员会通常被视为偏向行业，也不愿替个人出头。赌客可以提起私人诉讼，因为赌注本质上是双方之间的一份合同。但这类诉讼代价高昂，而且很难成功。Nersesian 说：“法律是反复无常的，尤其在博彩问题上，时而多变、时而不一致、时而不可预测。”
Phil Ivey 也因此付出了代价。2017年，英国最高法院裁定 edge sorting 构成作弊，因为它看起来像作弊，就像一只长着大耳朵和长鼻子的动物之所以是大象，是因为它看起来像大象。法官写道：“不诚实绝不是一个有明确界定的概念。相反，像大象一样，它的特征更多是遇到时能够识别，而不是通过定义来界定。”
Ivey 最终没有拿到自己的赢款，还背上了一大笔律师费。Crockfords 的一名律师称，最高法院的判决是这一代人中最重要的裁决之一。Nersesian 在拉斯维加斯律所的合伙人则采用了英国法官标准的另一种版本：如果她来自皮奥里亚的祖母一眼就能认出某种行为是作弊，那它大概就是作弊。
这种博彩伦理的“嗅觉测试”对赌场来说是个方便的标尺。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面对新技术的优势玩家时，这种方法并不管用。赌博电脑出现的时间还不够长，既没有形成法律先例，普通人也还没来得及对它们的使用形成看法。皮奥里亚的祖母大概也很难理解这些设备到底做什么，更不用说它们如何被用在赌桌上。
这让赌场陷入了困难。安保人员一旦搜到某个像自杀式炸弹客一样全身带线的赌客，就会叫警察。但他们始终没能让指控成立。原本用于惩罚诈骗犯的法律，被迫勉强延伸到可穿戴电脑上，而检方也知道这一点。最终，内华达州立法者通过了一项紧急法案，禁止任何帮助赌客的设备。
与此同时，优势玩家对下注机器并不难辩护。按照他们的道德准则，任何没有实际干扰设备、也没有使用本应保密信息的行为，都是可以接受的。不过，归根结底，法律和伦理问题只是次要考虑。他们想要的是胜利，也几乎同样想看到对手被击败后颜面扫地。博彩业的捍卫者看待优势玩家的方式也一样。法官、警察或赌场监管者，甚至皮奥里亚的祖母怎么想，都没什么区别。双方都准备不择手段，只要能做到就行。为了赢，不惜一切。就像20世纪80年代那场技术战场一样，预测市场太新了，还没有人真正知道该如何管理它们。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州监管机构正在争夺这一职责。内幕交易同时违反两大预测市场的规则，就像赌场里的数牌一样。Kalshi 和 Polymarket 一直辩称，交易未来具有某种社会功能，而且这根本不算赌博。但在很多方面，这些新型投注平台和老式赌场并无二致：输家很多，而少数赢家则要努力保住自己的利润。那名白宫提词器操作员已被举报给 CFTC，可能不得不退还自己赚到的任何钱。预测市场和赌场一样，可以制定并执行规则，主要是为了自身利益。正如特朗普总统所说：“不幸的是，整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都变成了一个赌场。”
本文经 Atria Books 许可，转载自 Kit Chellel 所著《Lucky Devils: The True Story of Three Rebel Gamblers Who Beat the Odds and Changed the G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