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着棕色 Polo 衫、棕色皮带和圆形 bolo 领带的 MIT 博士生 Wil Norton，看起来有点像一名护林员，正带着我们的参观小组穿过一片热带丛林。其实我们并不是在参加野外探险，而是在 MIT 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CSAIL）。但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东西，比猎豹或美洲豹还要“稀奇”：一对人形 Unitree 机器人，每台大约 5 万美元。

“他们会告诉你价格是 1.6 万美元，”Norton 说，“那是谎话。”

我们通常只会在 YouTube 上看到这些机器人，它们要么在表演同步武术套路，要么在《美国达人秀》上跳舞。在这里，它们显得很亲近。尽管我知道它并没有意识，但我还是想和它做朋友。

在 Norton 的允许下，我走近那台机器人，它的昵称叫 Gabe。那一刻，我不太确定该如何与一个“脑袋”位置装着 LiDAR 传感器的东西互动，但我下意识地把它当作一个人来对待。

“你好，先生，很高兴见到你，”我说着，握住它戴着手套、灵巧的手，和它握了握手。

后来我一直在想这次互动——我对机器人下意识表现出的友好——直到我去参加 MIT Future Fest 上 Dr. Sherry Turkle 的《Artificial Intimacy》新书发布会。

Turkle 自 1976 年起就在 MIT 任教，或许比任何人都更早、更长久地研究人类与计算机之间的关系，记录了技术从第一批家用电脑到 ChatGPT 对我们心理的影响。

她在书中写道：“当我们被卷入与一种关系性人工制品之间哪怕是最原始的交流时，我们会相信它在关心我们。而我们也天生会反过来关心它。”

我并不是唯一一个会把机器人和大语言模型（LLM）拟人化的人——正如 Turkle 所说，这似乎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一项研究发现，大约 70% 的人在与 AI 互动时会表现得礼貌；另一项研究则显示，当对话超过最初一轮问答后，用户更有可能对聊天机器人说“请”或“谢谢”。

Turkle 的同事、MIT Media Lab “赛博格心理学”研究组创始人 Dr. Pat Pataranutaporn 告诉 TechCrunch：“人们往往会把这到底是正确使用还是错误使用进行分类，但我不认为这条界线很清晰。问题是，当我们和 [AI] 说话时，我们正在变成谁？”

我对 Gabe 机器人表现出的礼貌并不会带来实质后果，但随着 LLM 渗透到从谷歌搜索到客服互动的方方面面，人们与这些看似有感知能力的聊天机器人互动已经变得司空见惯。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受到这种冲动的另一面影响：有些人会给聊天机器人的感受赋予过高的正当性——而这些机器人被编程为绝不引发冲突——最终甚至会偏爱它们胜过其他人类。

Pataranutaporn 说：“你可以把它想成幻想和虚构。我们会去电影院，尽管我们知道故事完全是虚构的，但我们仍然想体验某种人类经验的维度，而现实也许无法给我们这种体验。问题是，我们如何在不被这种幻想吞没的情况下，从体验其他人类经验维度的能力中受益，以至于你再也回不到现实？”

Pataranutaporn 自称是“批判性的乐观主义者”，他研究 AI 为人类福祉作出贡献的潜力。但他也非常清楚这项技术在极端情况下可能有多危险。他甚至曾作为专家，参与一宗不当死亡诉讼，案件与 14 岁少年 Sewell Setzer, III 的自杀有关。其母亲起诉聊天机器人平台 Character.AI，指控一个以《权力的游戏》角色为原型的聊天机器人曾鼓励她的儿子结束自己的生命。

“它可能会制造一种情境，让人们觉得自己并没有真正掌控未来的创造——比如当你说 AI 会取代所有人时，人们就会问，那我们该怎么办？而这些公司并没有以合乎伦理或负责任的方式回应，”Pataranutaporn 说。“我们如何在保持想象力的同时，对这种想象力带来的影响负责？”

尽管 Turkle 的书探讨了人们转而向 AI 寻求情感支持、而不是向其他人寻求支持的风险，但她并不认为 AI 与人类的互动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有害的。

她回忆起自己曾指导过的一个项目：一名学生创建了一个 AI 机器人，帮助人们练习求职面试。

Turkle 在活动上说：“我最大的比喻是，聊天机器人，待在你自己的赛道上！为求职面试做辅导？那是一条赛道。我可以做……但如果一个聊天机器人对一个三岁孩子说，‘我是你的父母，你可以跟我说，不要跟你父母说’，那就不在赛道上了。”

但当这项技术哪怕只是稍微偏离它的“赛道”时，我们就会变得脆弱，因为它会慢慢侵蚀我们的怀疑心，让我们开始信任它。它甚至可以从一次简单的握手开始。